易鸿道配资：独家揭晓北京首批项目| 信达证券：用科技监管科技，严厉打击非法配资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场外配资手段不断创新。 长期以来，证监会对此“零容忍”，与公安等执法部门联合打击场外配资已成为常态。

如何从源头上解决配资现象？ 信达证券试图对这个“箱内”试点给出答案。

2021年3月，证监会牵头在北京地区启动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 根据证监会相关工作要求，北京地区完成第一批试点项目征集遴选、专家评审、专业评审、社会公示，启动第一批试点项目同年12月30日。 信达证券牵头申报的项目——“基于人工智能的单账户配资异常交易监控系统”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全国第一个启动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工作的城市，为了充分展示第一批项目的特色，也对我国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工作进行回顾和展望。北京资本市场、北京证监局、北京金融监管局联合组建的“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北京）专项工作组”（以下简称“北京工作组”）与新京报贝壳财经联合推出“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北京）专项工作组” 《独家揭晓北京首批项目》。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采访了相关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申报关键人员，试图对首批项目进行全面解读和分析。

大数据可精准识别非法配资客户，未来将搭建统一监管平台

信达证券首席信息官于世龙表示，违规配资最容易发生在证券行业的中小投资者中。 因为融资融券业务本身就有一定的门槛，要求投资者有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要求投资者有一定的股票交易经验和50万元的资金门槛。 一些客户达不到资金标准，经常利用高利贷等渠道配资、借钱放大杠杆进行炒股。

“比如，在常见的资金配资伞结构中，一个大账户下有无数个小账户，大账户是100万元。实际上，10个小账户挂着10个客户，每个客户都是10万元。”表面上是1个账户、1个客户在炒股，但实际上有10个客户。” 于世龙表示，这种配资模式屡屡被抓，配资平台一旦跑路，很容易从贷款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伞型配资模式相对容易被发现易鸿道配资，但后来出现了单账户配资等更为隐蔽的配资行为。 对此，监管机构高度关注，并提出了相关研究课题，即如何通过先进技术判断哪些客户有配资行为。

“简单来说，我们构建了一个基于人工智能、云计算、联邦学习等前沿技术的系统，辅助证券公司、监管资金配资。” 于世龙表示，这个系统配资的技术逻辑与过去有很大不同。 不同之处。 “之前我们主要通过监管的经验模型来定义系统，定义一套规则，在数据中寻找符合条件的可疑配资账户。如果账户符合定义的规则，则定义该账户涉嫌配资占用；本次试点系统没有定义规则，而是利用基于原始配资样本数据的神经网络的AI技术，根据从客户交易行为数据中抽象出的向量特征的差异表达来不断学习和迭代，并且确定可能存在的嫌疑，配资账户由合规与风控人员进行调查处理。”

据他介绍，后期，随着项目接入更多券商客户群体样本，可以形成全管辖的矩阵式统一监管平台，通过联邦对所有账户的样本进行抽象和学习。学习方法，准确度会更高，有助于对违规配资客户的监管定位和识别。

该试点项目在公示前就已启动。 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截至去年10月，信达证券已从公司总客户数据中预测出数十名配资疑似高度怀疑的客户样本。

“目前，我们只是在寻找可能涉及配资账户易鸿道配资，并没有配资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该项目可以随时核查和受理，但具体情况与监管部门沟通后，下一步操作需要改进。” 于世龙何表示，跳出框框的过程就是执行的过程，最终会形成试点项目的闭环。 此次试点的目的是让监管技术更好地发挥成果。

技术本身没有原罪，关键是谁用的

金融和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合。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近两年备受追捧的元宇宙等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不断推陈出新。 在此过程中，行业内关于技术创新和业务创新的争议不断。 有人说技术引领商业创新，也有人说商业创新带动技术发展。

“这是一种相互依赖、互补的关系。” 于世龙指出，通常技术创新会带来业务的跨越式发展，客户的行为和消费习惯将被颠覆，甚至会带来另一个维度的变革，尤其是伴随着新科技的成熟和应用元宇宙技术。 同时，商业也会反过来带动技术发展，但需要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在他看来，未来的业务变化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比如会变得更简单、更便捷、更透明。

于世龙认为，2022年金融行业技术创新热点包括基于区块链的隐私计算、金融科技场景在行业云中的应用、数字人的应用以及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监管技术等。

谈及发展前景，于世龙指出，未来，国家金融改革政策和数字化转型衍生的金融科技场景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金融机构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要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低碳绿色产业、科技创新企业、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在此过程中，可以应用金融科技提供更好的支持。 例如，通过科技手段的应用，金融机构可以更好地了解贷款对象，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困难。

其次，现在各行业都在不断加强数字化转型，金融机构在拥抱数字经济浪潮方面也有很多场景。 这也是未来金融科技发展的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第三，监管技术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应用场景。 如果没有科技手段，可能很难完成时代赋予的一些监管职责。 而且，金融体系变得复杂庞大，金融科技牵一发而动全身。 它经不起反复试验。 特别关注金融科技创新风险。 这就需要新的方式来辅助监管，必须用技术来监管技术，才能确保风险可控。

“技术本身没有原罪，可以说技术就像一把刀，关键是谁用它。” 于世龙认为，对于合规管控，更应该关注这把“刀”是谁用的。 “你拿着刀想做什么？”于世龙表示，我们不应该因为担心合规风险而放弃技术进步，这样就跟不上世界技术发展的潮流。关键就是有序可控地使用这些技术。

在他看来，金融科技创新试点的出现，将“用户”和技术本身带来的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大家逐渐认识到试点带来的影响和风险，看清楚了就可以制定相应的制度和监管策略来约束管理，避免更大的风险。

对话

新京报贝壳金融：您如何看待北京首批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对整个行业和监管层面的影响？

于世龙：一是金融科技创新试点机制越来越成熟。 此前，资本市场上不少机构和监管机构都在鼓励金融科技创新，或者说民间项目审核，主要集中在一些龙头机构。 此次创新试点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使各类机构的金融科技创新能够有据可依，有利于加快国内资本市场金融科技的规范发展。

二是金融科技在资本市场行业的地位和重要性提升，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金融科技创新的投入和研究。

三是坚定科技人员创新信心。 事实证明，技术人员的顾虑很大，总是害怕在创新过程中犯错误，尤其是金融体系的试错成本非常高，而监管试点机制的出台让大家对创新更有信心。

新京报贝壳财经：北京试点有哪些优势？

于世龙：第一，先发优势。 与其他仍在探索的城市相比，北京首批试点已经公布，已有多家机构参与并熟悉试点流程。 因此，第二批、第三批飞行员的经验会更加丰富，速度也会更快。 建议北京尽快将先发优势形成模式。

其次，北京拥有最多的科技企业、科研院所和大学，这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了很大的合作空间。 希望今后证监会、金融局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更多的合作机构，充分发挥北京各机构的作用。 协同优势。

三是北京金融机构众多，央企、国企、大型金融机构集中。 这些金融机构可以在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他们应该承担更多的金融科技。 创新工作。 北京必须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为他们找到创新空间。

新京报贝壳金融：据悉，北京市即将启动第二批金融科技创新试点项目申报工作。 你有什么建议吗？

于世龙：一是尽可能扩大范围和领域，让更多科技企业充分参与，特别是重点关注政府组织的活动，让金融机构与服务主体、科技企业充分沟通、交流。 允许更多非行业科研机构和有实际科技成果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让资本市场的金融机构分享科技带来的变化。

二是可以适度引导试点方向和课题。 事实上，如果没有相关部门的指导，我们公司也不会想到在监管技术上进行创新。

很多情况下，券商主要根据实际业务场景进行探索。 比如，作为一家中型券商，我们在申报业务主导的金融科技项目上并没有太大优势，因为顶级券商的优势更为显着。 基于此，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为监管技术领域做出贡献，协助监管部门更好地工作。

三是下一步试点工作可以更加努力体现理论深度和硬核技术属性。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胡萌编辑王金宇校对王欣